2025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收集整理来自全国两会代表们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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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 赋能产业创新

黄震认为，构建分类人才评价机制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对于基础研究成果，以高水平论文发表等为评价标准，将应用研究评价由以论文为导向转向以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为导向，将科研人员创业企业、资本融入、吸纳就业、技术转让、税收缴纳、产值贡献等显性社会贡献纳入人才评价体系。同时，优化科研人员创业活动的人才流动机制，切实打开高校院所和企业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落实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制度。

加大科技服务公共平台建设投入，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黄震认为，如果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为九级，高校院所侧重“从1做到3”，企业侧重“7到9”，将技术产业化、链接科技与产业化之间的“4到6”往往陷入“死亡之谷”。在“4到6”的阶段，政策与资金扶持明显不足。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以合同研究为纽带，在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套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融合、相互促进的运转模式。可以借鉴德国相关经验，发挥政府财政资助项目的‘指挥棒’作用，加大针对‘4到6’公共平台建设的政府财政资助力度，通过概念验证、中间验证等过程，将科技新概念、新想法、新方案、新专利等‘青果子’催熟，进而撬动更多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等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帮助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黄震说。

黄震建议，大力推广“完全赋权”，尽快修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提供有力的法规条例支撑，强化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将科技成果交给科研人员和投资持股主体，将“完全赋权”从“盆景”转变为连绵“风景”，用市场手段把高价值科技成果“挖出来”，赋能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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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刘忠范院士表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长期存在“不敢转”“不想转”的症结，原因在于学术界长期以发论文、拿项目为闭环，科研人员缺乏转化动力，且中间环节投入大、周期长，既无评价标准，也缺乏专项支持。他用创新链“1-9理论”阐述了“产学研协同难”的老问题，指出高校专注原始创新，企业聚焦市场应用，而决定转化成败的工程化、规模化阶段却成为断层。为破解这一困局，刘忠范强调，强化中间转化环节、构建完整创新链条是关键，只有让实验室里的“盆景”真正成长为产业界的“森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获得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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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在全国范围推广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

卢建军建议：以创新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加快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议建设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台鼓励一流大学和龙头企业建立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政策。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解决好“企业主导什么、怎么主导、校企融合什么、在哪融合、怎么深度融合”的问题，引导创新资源围绕企业集聚、创新活动围绕企业开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完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建议完善适应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评价标准，把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作为专业实践环节的重要考核内容，以包括但不限于成果转化、产品创新、产品设计等多种成果形式代替传统学位论文，破除“唯论文”评价体系。

加快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高水平、专业化转化服务体系。建议完善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前端创投的重要支撑作用，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门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超市、技术交易平台，畅通企业和金融机构及时发现、掌握、投资交易高校技术成果通道。

强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晋升和激励制度建议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设技术经理人学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通道，在全国范围推广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健全技术经理人激励制度，探索建立技术经理人薪酬待遇、工资福利、职位晋升等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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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建立“全栈式全链条”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平台、机制、源头三方面协同发力。”丁奎岭表示，当前科研成果转化面临成熟度低、国资参与动力不足、源头创新支撑薄弱等问题，须重点构建“全栈式平台”“容错机制”“高价值科研导向”三大核心支撑。

建立“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高校成果成熟度低，多处于实验室阶段。建议建立涵盖关键环节的公共转化平台，从技术迭代到资金投入，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保驾护航。推动各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建立更多此类平台。

构建“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金融投资是转化重要推力，但国资创投因周期错位、风险错位而“不敢投”“不愿投”。建议金融投资以营造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容亏率，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导向。高校内部也要建立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减少后顾之忧。

持续强化“高价值”“极交叉”科研导向。提升转化率需从源头抓起。国内高校转化金额逐年上涨，但与世界一流大学有差距。建议鼓励“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十五五”规划。国家、地方政府及高校要设立更多针对性资助项目，将资源向此类项目或团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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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早日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建议国家持续加大对天津市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资金和项目等方面的倾斜力度，早日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打造‘立足天津、服务京冀、辐射北方、全国驰名’的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区，建设成为北方高校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更好地支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始终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形成多部门协同推动、全社会参与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随着成果转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还亟待解决。”陈军举例说，在科研领域，科研成果产业化之前最艰难的中试验证阶段，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科研成果往往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导致核心技术成熟度低，难以直接实现概念验证、小试试制、中试放大、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贯通，没有形成产业团队持续研发和优化，很难跨越“死亡之谷”。此外，还存在专业人才相对短缺，以及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陈军一直关注相应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介绍说，近年来，天津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技术转移机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的若干措施》等重大政策，从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赋权改革、尽职免责等方面提出若干条务实举措。同时，积极推动高质量建设天开高教科创园工作，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努力破解高校教师“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难题，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今年的全国两会，陈军建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明确以北京为科研创新中心，以河北为产业制造中心，以天津为科技成果技术转移中心的定位，“天津借助天开高教科创园平台建设，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发挥滨海新区战略合作功能区作用，与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协同发展。”他提出，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焕新，聚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聚焦发展瓶颈制约，与高校、科研院所与金融机构、相关企业同向发力，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通过联合研发、共建实验室等方式，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共享和转化，高质量、快节奏打造合作的平台载体，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陈军还建议以中央财政补贴、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发行专项债、超长期国债、减免税费等方式支持天津市天开高教科创园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建议国家加大对天津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扶持力度，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他说，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纽带，带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融合发展，“组建成果转化专业运营团队，打造技术经理人培训、培养体系，强化服务保障和政策激励。探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教融合范式，以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与贡献为牵引的人才评价体系，在实践实干中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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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副主任方向明：贯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

“在当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还存在转化‘鸿沟’，尤其是全链条体系尚未完全贯通。”方向明委员直言不讳地指出科技创新的“痛点”。

方向明委员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要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全链条贯通，需要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厘清科技成果处置权属等核心问题，探索通过成果权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创新成果；要探索构建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技术转让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潜力，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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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韩峰：共建“产学研医资”联合体 加强医药类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韩峰说，当前医药类高校成果转化难，一方面在于人才短缺，不少医药类高校相对缺乏兼具医学、药学、知识产权、投融资及商业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技术评估与商业化路径不畅；另一方面在体制机制方面，成果转化贡献没有被充分纳入高校的职称评审考核评价体系，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未被充分激发。

　　“医药研发和临床需求与产业转化脱节，缺乏‘临床—科研—企业’深度协同平台，早期项目概念验证支持不足，超过70%的医药专利停滞在实验室阶段。”韩峰说。

　　与其他领域相比，医学科学成果的转化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国内医学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国家及地方也出台过相关政策。比如，2024年10月印发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提出，发挥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带动作用，提升上海临床研究和产医融合能力。

　　韩峰表示，我国医科院校的附属医院直接面向临床重大需求，具有潜在新型医药产品管线的巨大储备，医科高校技术转移团队是打通实验室到病房“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引擎。“需要立足本土实际，通过机构专业化、利益激励、法律保障和生态协同‘四轮驱动’，突破转化瓶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论文大国’向‘创新强国’的跨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韩峰提出，应简化职务发明成果转让审批流程，将技术转移成效纳入高校“双一流”评估体系，对转化收益实施阶梯式税收减免，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专项表彰。同时，培育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提升医药市场化转化能力。在“双一流”医科高校试点设立独立运营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配备医学背景、精通知识产权律师及投融资的专职技术经理人，提供从专利布局到临床验证的全链条服务。

　　“建议共建‘产学研医资’联合体，支持高校因地制宜与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推动专职技术经理人深度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韩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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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席刘晓静：打造、扶持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为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速，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山东省委会副主委、山东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刘晓静建议：积极引导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把行动统一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上来。“建议将成果转化效益明确纳入“双一流”建设或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刘晓静说，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单设成果转化职称序列，鼓励科研人员将科技创新的着力点精准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

“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产学研主体深度融合方面，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促进各方在人才交流、技术共享、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合作，让不同主体的优势在交叉融合中发挥能量，从而迸发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多渠道协助转化，因地制宜赋能实体经济，刘晓静建议建设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打造、扶持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构建“三级中试体系”(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加速)，解决区域产业配套不完善、转化落地支撑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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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邯郸市科协主席凌涛：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路径，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凌涛提出建议，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在增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能力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平台搭建等方式，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技成果进行分类、筛选和评估，建立科技成果数据库、服务企业台账、技术需求项目库、产学研合作项目清单，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探索。二是畅通互信互利的“双向链接”交流机制，增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大科技成果数据平台的开放共享，发挥企业出题人、阅卷人作用，由企业张榜挂帅，以自身需求为牵引，全方位推进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三是提高场景应用水平，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更快进入市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精准识别培育高潜能未来产业。

在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方面，一是聚焦核心要素合理配置，前瞻性谋划技术经理人队伍布局。二是优化技术转移人才供给结构，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级培育矩阵。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引入专家人才，鼓励项目企业专家“站上三尺讲台”，鼓励科研院所为项目企业全面输送人才。三是畅通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路径，提高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在持续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与法律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激励机制，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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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613所副总工程师蔡猛：央企需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当前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中央企业面临政策、人才、机构、平台等多方面的挑战，急需体系化的解决方案来提升其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蔡猛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尽管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成效仍有待提升。部分中央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着政策不明确、人才短缺、机构不健全、平台不完善等问题，导致科技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影响了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蔡猛认为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企业在现行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够全面；二是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存在体系性障碍，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显著。

基于此，蔡猛认为要提高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成效，应从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建设、加强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建设等几个方面来进行。

蔡猛表示，通过一系列措施，将会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来源：科技情报参考